老人突然晕倒、房门反锁，社区想救却怕被告侵权—这道难题怎么解？日前，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一场特殊的学法课给出了答案——用法治为独居老人辟出一条安全通道。
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举办学法课
“安全痛点”如何破解？
“如果老人突然晕倒，房门反锁，我们能不能破门？破门后会不会被告侵权？”“老人去世后，子女迟迟不来，社区能不能代管遗物？手续怎么才合法？”凉城新村街道党工委这堂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法课，没有照本宣科，尖锐提问直击基层治理中独居老人安全保障痛点。
为破解困局，街道党工委创新形式，邀请上海外国语大学俞祖成教授和深耕本土基层治理的李银娥副教授组成“双专家”团队。俞祖成站在国际视野高度提供对策：“日本许多地方政府通过条例形式，明确规定社区必须对独居老人进行每日安全确认；德国则利用智能传感器监测老人活动轨迹，异常时自动报警。这些制度明确了法治框架下的责任闭环—谁负责、何时负责、不负责的后果，清清楚楚。”
李银娥则从本土实践出发，分享了自己观点：处置失范、法治思维缺位、规范化程序不高是造成独居老人安全问题困境的主因。处理独居老人问题必须充分考虑本土文化，坚持风险分级、差异探访、依法处置原则，注重留下痕迹、留下证据、留下证人。双专家精讲，实现了国际经验与本土智慧的融合，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法治动力。
不作为的风险远大于作为
徐汇“邓女士事件”、南京“独居老太去世两个月才被发现”—这些令人痛心的案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基层治理的漏洞。邓女士突发脑梗在出租屋内最终去世，因没有配偶子女，引发关于临时监护难题。南京独居老太在家中离世，两个月后邻居闻到异味才报警。这些案例暴露出共性问题：应急响应形同虚设、日常巡查缺位、法律责任界定模糊不清。
凉城新村街道老龄化程度较高，辖区70岁以上独居老人有近2000名。一名居委会主任坦言工作压力大：“上次有老人半夜打电话说胸闷，我们叫了120，结果老人又说不去了，要是强行送医，万一老人告我们侵犯人身自由怎么办？”
通过对本土与外地案例深度剖析，各方达成共识：不作为的风险远大于作为的风险。现场有的居民区书记感慨：“南京案例里，如果当初有人破门进去看一眼，或许就是另一个结局。”他们认为症结在于不是没有法律依据，而是大家不熟悉法律。
有底气救人、有依据担责
“学法不是为了‘听热闹’，而是要‘看门道’、‘解难题’。”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敏表示。对话结束后，街道各科室组织分组讨论，围绕“能做什么、该做什么”谈问题、找措施。
服务办承诺年底前完成对独居老人的风险分级更新，台账每周核查，动态调整。同时提出给每位红色风险老人建立“一人一档”，规范紧急避险授权—只要老人签字同意，社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破门或送医。
平安办则认领应急处置流程规范任务。“以前遇到紧急情况，大家七嘴八舌，不知道该听谁的，要把破门、送医、报警、通知家属的每一个步骤都落到实处，组织社区工作人员模拟演练，知晓怎么办。”
司法所则着眼长远规范完善关爱服务协议，对孤老没有法定监护人的，联合公证处和律所，探索由社区作为意定监护人的合法路径。一份份行动清单，从纸面落向地面，让法治化作破门前的“报警备案”，化成风险台账里的精准分级，化成应急处置流程中清晰的责任链条，为独居老人筑起安全堡垒，更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老龄化社会的基层治理，完全可以靠法治“有底气地救人、有依据地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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